1973年，“三线建设”进入尾期，中建三局数万人员及数千台设备陆续从贵州向湖北转移，开始饮马长江，时间持续约三年。1975年5月8日，中建三局总部从贵州安顺搬迁到武汉，标志着三局将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其中，三局五公司（三局三公司前身）机关总部设在蒲圻（今赤壁市），这也代表着企业将必须再一次白手起家！1978年11月，三局正式将原“三局五公司”改为“三局三公司”。当时三公司只有一些零星任务在手，勉强维持运转。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建三局承接任务也主要由“上级派单”，但是任务不足，因此一直处在虽“给饭吃”却“吃不饱”的状态。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举被称为“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一角”。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上确立了重要国策，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改革开放”。其中对国营企业的重大改革是：自主经营、自主调控市场。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意味着中国即将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对于中建三局而言，则是从“给饭吃”开始向“找饭吃”转变！

  1980年８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即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这也是中国全面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于是，千万建设者云集深圳，争先涌入这方热土。中建三局一公司是率先开拓深圳的先行者，在深圳最先承接了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工程，从而在深圳特区打下了前站。1982年，深圳市开始将基建工程公开对外招标作为制度，一公司参与竞标并承接到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并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深圳速度”！

  时任三公司经理的潘君德，也率20人的团队进驻深圳，并幸运地承接到两个项目。正准备派人员进场时，局领导经综合权衡，决定把任务分派给二公司，而三公司改为开拓厦门特区。

  1984年，时任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在香港向与会客商和媒体宣布：厦门首届国际展览会将于1985年6月在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举行。

  而当时，富山国际展览城的施工图尚在设计中，富山地块也还是一片水稻田。到现场考察的外国商人指着那片水稻田，满是怀疑地说：“半年时间？就是用竹编、用纸糊，也完成不了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

  厦门虽然作为经济特区，但在建设规模、发展速度上都落后于深圳，福建省和厦门市就是想请一支过硬的铁军队伍来助力厦门特区的发展。

  1984年3月，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主动邀请三局到厦门参与建设。时任三局局长张恩沛立即率李传芳（时任副局长）、三公司经理潘君德等一起奔赴厦门特区。

  三公司此时正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湖北省内的一些划拨工程基本完工，新的任务又没有。而一公司已经在深圳声名大振，二公司也成功打入深圳市场，作为三局“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公司再不出征，恐怕就揭不开锅了。

  福建省建设厅和厦门市政府有关领导亲自陪同张恩沛一行考察。对方说：“眼下我们要在厦门举办一个国际展销大会，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展，这对提升厦门特区的形象、促进海峡西岸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张恩沛等人没有插话，他知道对方在卖关子，也明白这事肯定不简单。果然对方又说：“可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展览城。”

  本项目暂名‘富山国际展览城’，地上6层，建筑面积1.6万平米。但是，时间很紧，前后只有半年时间给你们。”说着就拿出了初步的设计图纸。

  张恩沛提出去看看项目所在地块。于是一群人驱车前往，车到没路处，改步行，又走了很久，然后厦门市领导指着前方一块还长着稻谷的水田说：“这就是了。”

  潘君德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且不说开工前要达到的“三通一平”，至少得靠点谱，有条路吧?

  张恩沛的目光落在潘君德身上，潘君德自然明白这是领导在询问他们行不行。潘君德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说：“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条件，按规定工期最少需要一年半，半年时间太紧了。”

  对方说：“我可是听说中建三局在深圳是三天一层楼啊，深圳速度谁都知道的。”停一停又说：“如果你们能拿下来，我们会把湖滨南路的一系列开发项目都交给你们做。”

  条件已经开出，再不接单，不仅有损三局威名，也可能永远错过厦门特区的市场。潘君德回答：“只要有福建省、厦门市和三局领导的支持，我们仍旧是有信心的。”

  千里之外的武汉，三公司总部员工在一阵震惊之后又欢呼雀跃，这个工程的承接对公司的生存太重要了。总部开始挑人选，组织车辆。而潘君德则率康伦恩、王德昭等人开始在当地组织资源，他们几乎征调了工地周边所有的挖掘机、钻孔机，在3天之内完成了约2万方土方的场平工作。经过两天两夜的日夜急行军，第一批车队带着人员、物资和设备赶到了厦门，实现了7天之内工程开工。

  三公司组建项目指挥部，派朱永清任指挥长，周泉、王茂田、杨树荣和康伦恩任副指挥长，公司一大半主力施工队长也来到项目负责各工段施工。还有冯文、张军、李平、张光辉等，他们都是开拓厦门最早的一批力量。

  蒲生孝到厦门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一年他44岁，系公司技术科的骨干。他的科长是有着“水城映山红”之称的顾晴霞。顾晴霞是公司当时仅有的清华大学高材生，1966年进驻水城参加“三线建设”，是一名严谨、正直、认真负责的老技术工作者。她颇有认人之能，推荐蒲生孝到项目任技术负责人。

  他们到达厦门后，一看现场条件直想哭。大家都住在工地对面一个养牛场的牛棚中，一边是牛，一边住人，臭气熏天，脚下都是烂泥，蚊子密密麻麻，一张嘴都能飞进好几只蚊子。

  蒲生孝就住在牛棚中，屋顶上临时加盖的石棉瓦根本就不能遮雨，一到下雨天，被子就会被淋湿。他找来一块塑料布将屋顶盖上，可一晚上要起来几次，将塑料布上的积水倒掉。

  住的条件一时是弄不好的，后勤负责人郑惠民得先管好食堂，首先得让大家吃饱，这是他的第一个任务。“工人吃不好是要骂娘的，影响工期可是会出政治问题的！”多年以后，郑惠民回忆说。

  潘君德在工地大会上对大家说：这个工程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无论什么理由、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行。

  可现场的问题太多了，还在于设计时间匆忙，图纸很是粗糙，出现的问题能说是让人啼笑皆非。比如，设计的大梁竟然架在小梁上，还有的图纸上楼梯方向都是反的。还由于工期时间太紧，也出现过工人钢筋绑错，或者钢筋还没有绑好就开始浇筑混凝土的事情发生。这些都造成了许多无谓的返工。

  蒲生孝就成了工地的“救火队长”，按下一个火头又得灭另一个。他的专业和敬业赢得了领导和职工的认可，现场一有问题就会有人喊：“快，快叫蒲工来看！”于是，他拥有了老局长岳洪林给的“尚方宝剑”——凡是浇筑混凝土，一定要经过他的批准。

  这一天，又出问题了。他察觉缺陷出在图纸和现场严重不符，便二话不说抓起图纸就往设计院跑。冲进院长办公室，却被院长往外赶。原来蒲生孝满脚泥巴，裤腿上的泥水还在往下滴，走一步一个泥印。爱干净的院长怕他弄脏了自己的办公室。

  蒲生孝当即火起，少有的发了脾气：“你让我别进来，我就不进来了？你们图纸的一个小错误要耽误我们多少工期，你们知道么？现场几百名工人都在等着呢。这责任谁来负？”

  对方一愣，同意让蒲生孝说说图纸有什么不对。蒲生孝一五一十地指出了图纸上的错误，对方这才知道遇到了行家，收起高傲的态度，对这个“泥腿子”建筑人肃然起敬。

  后来在一些柱子的设计中，蒲生孝又发现了新问题。设计钢筋超配10%以上，则每根箍筋每隔15公分都要焊接。这样算下来，工程量起码超出了20%，而且通过对受力面的计算结果来看，完全没必要。蒲生孝再一次出手，找到设计院，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对方。这样就节约了不少工期。

  主要表现在：没有商品混凝土，没有现代的搅拌机具，也没有垂直运输工具。一层一千多平方米的建筑，浇筑一次混凝土竟然需要5天5夜持续不断地施工。

  当钢筋绑扎完成验收后，就要开始浇筑混凝土了，他们的方式是人工搅拌。工序如下：人手一辆手推胶轮车，分成两个班组，一班从沙场运送沙子，另一班则负责运送水泥，就这样一车一车推到搅拌机处，来回往复。搅拌机旁边有人专门盯着看配合比，一车沙、一车水泥往搅拌机中倒。负责配合比的人会说“沙子再多一点”或者“水泥再加一些”。多少沙、多少水泥、多少水，全凭经验。

  搅拌好的混凝土要倒在胶轮车里，再推到浇筑的作业面。没有垂直运输工具，就搭木跳板。楼层越高，则难度越大。他们就是这样一车又一车将混凝土浇筑成富山展览城。

  多年以后，已经古稀之年的蒲生孝坐在厦门分公司现代化的办公楼中感叹地说：虽然苦，虽然累，但是看看今天，我们值啊！

  尽管当时施工方式落后，但是他们的管理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先进的。除了“三班倒”制度，他们还采用了倒排工期，把计划精确到小时。比如前一道工序按计划可能要5小时，但由于熟练之后，可能只需要3个小时，那么下一波人马就一定要马上到位，下一道工序也必须立马跟上施工节奏。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比较先进的做法。

  工程抢工期间，局领导多次到现场指挥，除了岳洪林现场驻点之外，张恩沛也到工地深夜巡查，与干部职员们谈话。

  千难万险，终于在1985年的除夕夜，工程实现了封顶。康伦恩回忆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回家过年的话，全部在工地照常上班。

  这一天，提前得知消息的郑惠民早早准备好了饭菜、鞭炮还有酒，当一听说工程封顶，他一声令下，饭菜和酒立马送到现场。工地上点燃了长长的鞭炮，前来慰问的厦门市领导和工人们一起高高举起酒瓶，他们共同痛饮庆功的喜酒！他们欢呼雀跃、他们相拥而泣、他们纵情欢歌，157天的日夜抢工、157天的高压劳作，在这一刻都化成纷飞的泪水！

  仅仅157天，一座极具现代气息的国际展览城拔地而起。展览城落成当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郑孝燮、徐博文等到会，对工程建设者给予极高评价。

  富山国际展览城顺利建成，保证了厦门首届国际展览会于1985年6月25日准时开幕。富山国际展览城的建设被誉为“厦门特区基本建设史上罕见的高速度”，即“富山速度”。

  富山国际展览城不仅让三局在厦门立下了第一座丰碑，凝铸成“团结、拼搏、奉献、争先”的“富山精神”，

  此后三公司在厦门顺利承接厦门市政府大楼、大西洋海景城、水仙大厦、金融大厦、国贸大厦、建行大厦等一系列工程。当时福建省“十佳工程”，三公司独占其三。在厦门市政府大楼的施工中，三公司开创了全国国内设计和施工的大面积玻璃幕墙的先河，并取得了专利；在金融大厦的施工中，三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实施高层建筑预应力技术的企业；在建行大厦的施工中，三公司系国内最早使用GPS技术的建筑企业。

  厦门市政府大楼，1986年竣工，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全玻璃幕墙安装工艺

  时光如梭，转眼间厦门分公司成立已经35年，几代人接力奋进，为厦门特区、海峡西岸的建设立下汗马之功。面对未来，现任分公司经理梅志超豪情满怀：当前，海西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把分公司进一步做强做大，做成中建在海西的标杆企业！

  “富山速度”的诞生是在35年前，是公司处于社会大变革、行业大震荡时期的“背水一战”。因为生存和发展需要，全体参建员工在恶劣的环境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的一次凤凰涅槃。其主要意义有三：一是坚定了公司“走出去”战略，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变“等饭吃”为“找饭吃”；二是提醒我们创业艰难百战多，目前公司又处于大变革和行业震荡期间，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比35年前好了许多，但是创业艰难、思路更新、团结拼搏、敢于吃苦的本质并没改变；三是证明了三实人能打硬仗、能打恶仗的能力。证明了越是艰难困苦越要团结拼搏、激情争先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